勇于面对病魔来袭:一位九旬母亲的住院72小时
2026年春节前后,母亲两次支气管哮喘严重发作,症状表现为胸闷气短、心跳加快、呼吸困难。春节前那次发作,妹妹曾建议母亲住院治疗,但母亲考虑到我远在上海、弟弟刚做完肝囊肿手术在家调养、妹妹一人护理压力太大,便婉言谢绝,只开了一些药在家服用。
略懂中医的母亲注重保暖、按时服药,意志坚强,妹妹夫妇照顾细致入微,加上她乐观积极的心态、广泛的文学与音乐爱好以及规律的生活作息,病情很快得到控制。
2月27日,母亲再次哮喘发作,情况更为危急。妹妹陪同她到新建区人民医院做了急救处置,医生检查后建议立即转往江西省人民医院,并派出120急救车。妹妹随车前往,一系列检查后,医院要求住院治疗。妹妹办好住院手续、一切安排就绪后,才给住在红谷滩的我打来电话。
接到电话时我正在吃午饭,放下碗筷便赶往地铁2号线,在阳明公园站下车后步行10分钟,找到省人民医院住院部北楼心脑血管科22层38号床。母亲躺在床上,一脸憔悴,我心疼地握住她的手,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。随后我和妹妹来到医生办公室,与主治大夫杨医生商讨治疗方案。杨医生表示,母亲不太配合治疗,是一位有思想、有主见的病人,这类病人很难应对,只能寄希望于子女劝说。鉴于母亲心跳加快、血压升高,医生建议立即转入24小时监控的23床。护士随即用轮椅将母亲推出病房,妹妹搀扶她躺在走廊等候的活动病床上,送入有监控设备的新病房。
转入新病房后,护士按主治医生要求,立即为母亲做24小时心跳和血压跟踪测试。一个多小时后并未发现明显异常,母亲便建议医生能否改为每日两到三次间断式测试。得到否定答复后,她显得不太耐烦,以内急上厕所为由强行拔掉了插头。杨医生为此感到为难,把我们兄妹叫去,让我们在一份医疗免责书上签名。
我深知,身为中学教师的母亲并非无理抵制治疗,而是对自己的病情知根知底。她认为这次发作严重,可能是过年期间客人往来较多、情绪波动大、身体劳累没休息好,加上天气阴冷受凉所致。此前十年间,她因哮喘先后在江西省肺科医院、新建区中医院看过门诊和住过院。外公、舅舅都是老中医,耳濡目染之下,她也多少懂得相关知识和应对办法。当医生动员她做一系列检查并要求吸氧、插管、上呼吸机治疗时,都被她婉言谢绝,她认为自己的病情还没发展到那样严重的地步。
对于每天喜好读书看报的母亲来说,医疗上因过度治疗引发的事件和案例屡见不鲜,特别是支气管这类慢性病,不能指望靠应急手段短期见效,许多症状其实是“正常的生理老化现象”,并不需要过度干预。相反,不必要的治疗可能带来更多副作用,甚至影响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,更何况母亲已是年近九旬的高寿老人。母亲常对我们说,对于生死她并不过于在乎,关键是珍惜过好当下的每一天,随遇而安、自由乐观积极是她向往的养老方式。正是基于这份自信,我们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母亲这边。
为了合理安排陪护,我与妹妹商量轮流值守。妹妹让我白天留下陪母亲,她晚上过来陪床,明天(28日)午饭后我来接班。妹妹走后,母亲说早上没吃饭,现在有点饿了,让我下去买碗面。我在医院膳食食堂买了一碗肉丁青菜面,母亲吃着面、面带笑容,轻松愉快地与我聊起家常,刚才短暂的紧张气氛瞬间烟消云散。我从心里佩服母亲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明白人。
下午随着吃药、输液等一系列治疗检查和体温测试,母亲按往常习惯小睡了一会儿。我问她感觉怎样,她说一切正常。于是我们母子又天南海北地聊起来。她告诉我:“今年这个春节过得特别舒畅愉快。一是孙子(我的儿子)一家四口特意从上海开车回家过年,年三十中午、晚上分别在奶奶及岳父母家吃团圆饭,让她老人家喜出望外。另外就是大年初五,耄耋之年的妹妹夫妇俩携着从英国回家过年的孙女来给她拜年,让她感到家族兴旺的高兴和喜悦。”
聊着聊着,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下午5点半。正是这段陪母亲住院的时光,让我这个一向沉默寡言、不太愿意讲话的人,滔滔不绝、推心置腹地与母亲交流谈心数小时,这恐怕就是亲情的力量。母亲留我吃晚饭,我说中午在家做了中午和晚上两顿饭菜。我提出为母亲买一碗米饭,她说不需要,按习惯她晚餐多半吃得清淡且少,于是将中午剩下的面汤让我在微波炉加热,配上我带来的面包作为晚餐。天色渐渐暗下来,母亲催我赶紧回家,说妹妹马上就到。
28号午饭过后,我按计划来到医院,替换妹妹回家休息。母亲告诉我:“昨天晚上,我与你妹妹两个人挤在一张病床上,盖着厚厚的被子,燥热难耐。病房里个别家属很晚还在聊天讲话,声音嘈杂,干扰很大,整个晚上几乎没有睡觉,一早起来就头昏脑胀,你妹妹也同样没能安眠入睡。”
“是呀!这就是病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住院的原因之一。如果时间一长,没病的人也会熬出病来。”我感慨地说。随后母亲话锋一转,兴奋地告诉我:“上午各项检查后发现,炎症消退,血压、心跳、体温基本恢复正常。”听到这个好消息,我也十分高兴。这时主治大夫杨医生走过来对我们说,他提议让母亲转入呼吸重症监护科,如我们同意,他马上联系床位,对母亲的支气管哮喘作全面检查治疗。我们非常感谢杨医生的建议和帮助。下午一点半,我被告知床位已落实,在17楼呼吸重症监护科32床。我用轮椅推着母亲,并与护士联系,乘医用电梯下到17楼,来到靠西边的新病房。
走进9号病房最里面靠窗口的32床,护士刚换好新床单,这张床的病人刚出院。我搀扶母亲坐下,让她躺着休息。母亲正准备上床,护士进来告诉我,让我用轮椅推母亲到18楼找袁医生做呼吸功能检查。病房里一位好心的病人家属提醒我,可以推着母亲走旁边的消防电梯上去。然而等我推母亲到18楼检查室时,却被告知袁医生不在办公室,让我们两点钟以后再过来。我只好又推母亲下到17楼,就这样来回走了几趟,才给母亲做了呼吸系统检查。
回到病房,安顿母亲睡下,我也坐下来,看见另外两张床上分别躺着两位80多岁的老头。中间床上那位满头白发的病人呈昏睡状态,鼻孔、嘴巴分别插着呼吸机和氧气管,手上正输液,其情状让人不忍直视。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大概是他的女儿,正在给父亲手背做轻度按摩;坐在对面椅子上的外孙正在看手机。母亲后来跟我说,这两个老头都比自己年龄小几岁。相比之下,母亲精神矍铄、声音洪亮,若不发病,根本看不出她也是一位危重病人。
由于头天晚上没睡好,而这个病房比之前的安静许多,母亲睡得特别香甜。看着眼前的情景,我不禁感慨:人的生命是那样脆弱,想着自己也是一位古稀老人,将来也会有像他们这样病倒的时刻。现在我的目标是尽量让这个病倒的时间晚一点,得病症状不那么痛苦。想到这里,我就理解了母亲为什么不让医生做特别治疗。
我之所以每天坚持走一万步、坚持阅读写作、在家做家务,哪怕一个人也自己动手做饭炒菜,绝不亏待自己,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吃外卖。如今置身医院这个治病救人的环境,看到危重病人命悬一线、苦苦挣扎,我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现在的生活道路是走对了,以后还将继续走下去。
下午5点半左右,母亲让我去买饭。我到楼下小吃店买了两个盒饭,与母亲吃完后,她对我说,按原先计划在医院观察治疗3天,如无特殊情况,想明天就出院,并嘱咐我明天上午早一点过来,争取尽快办好出院手续。说完母亲又一次催我赶快回去休息,并告诉我已让妹妹晚上不用来医院陪床,不会有事,让我放心。
3月1日一早,我就赶到医院,在门口给母亲带了早餐。饭后母亲让我去找主治大夫付医生,并告诉我,头一天晚上她与付大夫通过电话,陈述了自己想出院的理由:目前心跳、血压、体温、炎症均已逐步改善,呼吸哮喘也没有发作,支气管炎可以回家吃药调养。付医生答应今天为母亲办出院手续。
正在这时,付大夫领着几位医生护士巡诊查房。他看见我在,赶紧向我说明母亲的病情症状,说母亲的病症不是哮喘,而是慢阻肺,言下之意是需要继续住院检查治疗。付医生不等我继续交涉,就急于离开病房。我几次跟随,在各个病房门口等待,他都以还有很多病人等待查房为由,让我继续等待。我回到病房告知母亲,她马上找出纸和笔,写了一张字条,内容是:感谢付大夫的精心治疗,鉴于自己各方面检查均有改善,恳请付大夫出具一份出院通知书。陈华,2026年3月1日。我揣着母亲的亲笔字条再次去找付大夫,看见他川流不息地在各病房与病人及家属沟通交流,我不便打扰,站在远处等待,然而眨眼工夫再看他,已经不见人影。
好在另一位办公室的医生见我着急,提议我打电话给付大夫联系,并告诉了我他的电话号码。电话接通后,我请求他给母亲开一份出院批准书,他让我到办公室找他。来到办公室,我呈上母亲的字条,他马上在电脑里输出一份母亲的病历及检查治疗报告交给我,让我到一楼慢性病窗口办理出院手续。我赶紧下到一楼,在办理出院窗口排队。好不容易轮到我,工作人员却告知电脑上找不到相关电子资料,让我通知护士把资料上传过来。我无奈退出窗口,想到又要上17楼,就有一种发怵的感觉——上下电梯人员特别拥挤,每次等电梯都要很长时间才能挤进去。